記者珍藏許多文革照片 未公開因不愿丑化國家看完翁乃強的攝影展，觀眾要求和他合照，不約而同選在一張高寬均為1.8米的照片前。照片近景是擠擠密密的紅衛(wèi)兵，高舉雙手和紅寶書，遠景是國家領導人站立在天安門城樓，毛主席在最前，持帽揮手，就像站在一艘巨輪上指揮航行那天是1966年8月18日，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(wèi)兵。翁乃強早上七點從王府井家中步行到東長安街，一路穿過漫長的紅衛(wèi)兵隊伍，來到天安門廣場。公司宣傳片拍攝在距離城樓一百米左右的觀禮臺上，翁乃強用一臺祿萊120相機拍下了這張照片。加強推廣實現(xiàn)品牌化目標論文。紅衛(wèi)兵山呼毛主席萬歲，匯聚到翁乃強的耳朵里，只剩一陣嗡嗡巨響“大海航行”的場景，翁乃強拍了三張。一張未公布因為城樓上的紅旗飄起，正好把毛主席擋在陰影里。另兩張也都沒有在《人民中國》發(fā)表，因為涉及中央領導人的照片都要送審，算上印刷和運去日本的船期，需要三個月，早就失了時效。雜志封面最后用的是紅衛(wèi)兵熱烈歡呼的場面，沒有毛主席毛主席接見紅衛(wèi)兵八次，翁乃強拍了八次。有一次，毛主席的車從文化宮出來，翁乃強拿起135相機取景，發(fā)現(xiàn)天安門高聳，把毛主席嵌在里面，背景很暗。他立刻蹲下，毛主席升高了，天安門降下來，這才按下快門。這是最后一次還是倒數(shù)第二次接見紅衛(wèi)兵，翁乃強已經(jīng)記不清，只記得當時天已轉冷，“毛主席穿著棉衣，葉帥也是穿著棉衣”。畫面上，天空灰藍，企業(yè)宣傳片制作毛的神情疲倦這張照片的對面墻上，掛著“開發(fā)新知青點”。大概是2011年底，陳秀改從戰(zhàn)友那里看到這張照片，認出了正中的自己。1968年7月20日，18歲的陳秀改去黑龍江大興島當知青。兩三個月后的一天，她和營地戰(zhàn)友坐船出發(fā)，具體是去哪兒，他們誰也想不起來這一天，翁乃強得知這批知青要去開發(fā)新的知青點，一路跟隨，在前面的拖船上拍下照片。相中人渾然不知，除了右側蹲著的一個女生稍帶笑容，大多“神情憂郁，精神不佳”“那個年代，十幾歲的孩子，沖動地奔赴了那兒，都是自愿的，但是到了之后，生活的艱苦和勞動的繁重，給青年帶來的，確實不是什么特愉悅的心情。只有大家在一起聊學校、聊北京的時候，才會比較高興。”陳秀改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她小時候得過風濕，天氣一冷就特別痛苦。她在兵團兩個連隊都當過副連長，七年后回北京，幾經(jīng)轉行成了一名律師陳秀改偶然知道翁乃強的攝影展，去了開幕式感謝他：“那個歷史時刻，記錄下來，對中國將來避免那樣的厄運，都是一個警醒。” 1954年翁乃強考上中央美院附中，父親從印尼寄來一本北歐畫派的畫冊，上面寫：“強兒，好好學習，為人民服務。”翁乃強看不懂畫冊里的荷蘭語，卻從此喜歡上維米爾和倫勃朗畫冊經(jīng)年，已經(jīng)殘破，翁乃強再次翻看《戴珍珠耳環(huán)的少女》《窗前的少女》，贊嘆不已。“他們畫的東西比較嚴謹，色彩不是像廣告畫那樣大紅大綠，好像很刺激。而是很平和，很沉著，色彩是對比出來的，比較能夠寫實。同時也很注意造型、形體上面的東西。” “開發(fā)新知青點”就是這樣，“不是很華麗，可是很實在，而且能夠表現(xiàn)情緒，那時天還蒙蒙亮，光線不亮，很含蓄，含蓄中可以看出它的力量。”再看“大海航行”，“心情不一樣，氣氛不一樣，畫面就搶眼，藍天白云大紅旗。”翁乃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要培養(yǎng)畫家，還是勞動者翁乃強是印尼華僑。父親年輕時從福建龍巖逃難到印尼，白手起家，漸漸開起照相館、廣告公司，最后開了電影公司，家里有了房子和汽車七七事變后，翁父捐款回國抗日，1942年日本南侵印尼，把他抓進了集中營。入獄前，翁父讓孩子們站在家門前照相，背后門上，日本人貼了封條，孩子們不知所以，還兀自嬉笑。長大后翁乃強再看到這張照片，才領悟到照相原來可以記下歷史這一時期，印尼很多華人被抓，在集中營病死，影視視頻制作或被日本人殺死。翁乃強還記得去集中營看父親，森嚴的大木頭門上，開一扇小小的窗戶，叫名字，那人就在窗口露出腦袋，劉存龍詩兄訪南陽圖文，和探望者交談幾句日本戰(zhàn)敗，翁父釋放，更加惦念祖國。他的電影公司引進中國電影，其中有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紀錄片《新中國誕生》。翁乃強在電影院第一次看到了中國的電影，也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?？吹矫飨谔彀查T城樓喊“中華人民共和國、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”，電影院里的華人都站起來，淺論外國大片對中國電影的沖擊，歡呼鼓掌流淚1949年后，翁父陸續(xù)把孩子們送回國。大哥最先回國，參加了青訓班，到廣東農(nóng)村參加土改；二哥1950年回國，考上北京四中，媒體技術書法教學論文，還沒上課，抗美援朝開始，他報名參了軍1951年，翁乃強回國。印尼移民廳告知：走了就不能再回來了。翁乃強填表按手印，要用藍墨水把五個手指頭都印上回國的船開到廣州碼頭，窗簾一路緊閉，不讓往外看。當時外文局統(tǒng)管的幾本外宣刊物負責讓外國了解中國，《人民中國》就是面向日本的日文刊物李振盛還在《黑龍江日報》當攝影記者，從報社資料室看到這本采用很多彩色照片的刊物，對于他們可以“隨便使用彩色膠卷”，羨慕得要死“彩色膠卷對我們來講就是細糧了，如果是反轉片，那就屬于特供，細糧中的細糧了。他們拍反轉片就像拍黑白片一樣。”李振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那年頭彩色反轉片要國家用外匯購買，一個反轉片的錢能買二三十個黑白卷，或者三五個彩色卷宣傳內(nèi)外有別，外宣要求更活潑生動，貼近生活。當時負責外事的廖承志和時任日中文化交流協(xié)會常務理事的西園寺公一經(jīng)常給《人民中國》提意見：不要像排隊一樣讓人排排坐，要抓拍。”他對一組名為“背簍商店”的照片印象深刻。